贝淡宁：西方长期污名化儒家和伊斯兰文明，制造文明冲突陷阱

一位是生活在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子，一位是生活中14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勒敦，作为不同文明的代表，他们如何为我们提供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交流与融合的思考路径？

在4月15日于马来西亚举办的国际文明对话会上，致力于研究中国儒家文化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政治理论讲座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贝淡宁就在自己的演讲中，实现了两位哲人的跨时空对话，不仅探讨了儒家和伊斯兰文明对话的可能性，还从现实出发，为儒家-伊斯兰文明对解决当下全球面临的文明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当天参加对话会的还有马来西亚总理易卜拉欣·安瓦尔，他一直对推动儒家-伊斯兰文明交流抱有浓厚的兴趣。在参加完国际文明对话会后，安瓦尔就去机场迎接前来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7日，中国-马来西亚两国发布联合声明，其中也提到了要推动儒家-伊斯兰文明对话，增进跨信仰理解、深化文化交流。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在国际文明对话会上致辞。人民网记者 褚君摄

在此背景下，观察者网对话贝淡宁教授，请他从不同文明如何实现平等对话、儒家-伊斯兰文明对话如何打破西方文明霸权的角度，分享自己的见解。

观察者网：您刚刚在马来西亚参加了国际文明对话会，演讲的题目就是《儒家思想、伊斯兰教与政治现实主义》，您将文明的对话分成三种途径。在您看来，文明之间的对话经常会出现哪些误解？原因是什么？

贝淡宁：在西方，21世纪以前，大多数跨文化的“对话”都以宗教或政治“传教士”的形式出现，目的是让别人改信自己的信仰。比如，利玛窦虽然才华横溢、心胸开阔，但他来中国传教的目标却是将中国人转化为基督徒，并将儒家思想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卫礼贤，他在1899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青岛，却深深迷恋上中国文化和哲学，转而成为“逆向传教士”，向世界宣扬中国哲学的价值。不过这类例子实属凤毛麟角。

近来，传教士的形式受到了严厉且公正的批评。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主导其他文明，在与他人交往时，断言自身观点更优越是危险的。因此，现在的跨文化和跨文明对话更倾向于尊重彼此的形式。

一种方法是寻求相互理解：一个传统的代表与另一个传统的代表交流，目的是找出相似之处或差异。这种方法虽然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但并没有真正努力从其他传统中学习，对话也不会带来新的见解。

这种做法在不同群体各自独立生活的社会中尤为适用：各方应相互尊重和理解，尽管种族、宗教或语言群体之间的互动不多，但只要不相互干扰，整个政治共同体就能保持和平。

另一种更雄心勃勃的方法是相互促进：一个传统的代表与另一个传统的代表展开对话，彼此学习。一个传统的见解有助于解决另一个传统面临的挑战或问题，同时不同传统间的交流也能催生新的见解。

这种方法体现了中国过去对传统和宗教的包容态度：寺庙常融合儒、道、佛及民间宗教的元素，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可能认同不同的传统。比如在中国的宋代，佛教兴盛带来的“挑战”，促使朱熹等儒家学者进一步发展了儒学，其形而上学更为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教和道教。

明清时期，王岱舆、刘智等思想家推动的伊斯兰教与儒学的对话，既促进了相互理解，也实现了相互提升。如今，伊斯兰教与儒学的对话旨在深化这些交流，推动双方进一步发展。

观察者网：在演讲中，您以中国儒家代表人物、战国思想家荀子和14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勒敦为例，详细解释了儒家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创造性对话，这对今天的文明交流很有启发，能否再向我们详细介绍下，这两位大家的思想如何实现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互补？

贝淡宁：要让不同时空的智者碰撞出思想火花，需要聚焦于他们试图解答的共同难题，并且确保这些问题在今天依旧具有挑战性，答案对今天仍有意义。

就荀子和伊本·赫勒敦而言，他们都生活在全球动荡与混乱的时代。荀子身处战国，而伊本·赫勒敦则经历了北非所谓的“部落纷争”，他们都专注于一个问题：如何在这样的时代促进社会团结？

如今，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全球失序的时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认为，两位思想家的智慧值得我们借鉴。

两位思想家都致力于道德建设：荀子主张建立一个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伊本·赫勒敦则主张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社会。但他们也是政治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认识到在混乱和战争时期实现理想的困难性，并提出了在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改进的现实机制。

荀子认为，人有自私的倾向，但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以身作则的良师以及伴随优美音乐的礼仪，建立能够超越家庭纽带的亲切感和凝聚力，这不仅有助于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在和平时期也能说服权贵关心弱势群体。

荀子

然而，荀子忽视了外部威胁，或者说敌人对团结民众的重要性。例如，加拿大人民现在异常爱国，因为他们团结一致，反对特朗普将其国家变为美国“第51个州”的威胁。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伊本·赫勒敦的洞见，以补荀子思想的不足之处。

伊本·赫勒敦（1332-1406）是一位伊斯兰思想家，被广泛认为是社会科学的先驱甚至奠基人之一。其著作虽根植于伊斯兰道德，却以政治现实主义著称，主张政治思想家应如实洞察现实、理解现实并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赫勒敦将“阿萨比亚”定义为群体情感或社会凝聚力，在他看来，个人对部落的忠诚是政治权力的关键。这种群体纽带越强，部落的战斗力与征服力就越盛。统治者需深谙此道，依靠游牧民族壮大实力，利用宗教将游牧民团结起来，形成对抗世界的坚固阵线。

然而，游牧征服者终将沉溺于奢靡的城市生活，这便是衰亡的开始。昔日勇猛的游牧者会变得软弱、顺从，最终王朝被拥有强大“阿萨比亚”的新部落推翻。赫勒敦认为，这种循环在社会层面是必然的，道德理想无力阻挡。

伊本·赫勒敦

如果我们今天想培育强大的集体凝聚力，而且我们也认同荀子与赫勒敦的共识，即族群团结是政治社会成功的基础，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沙漠的艰辛与战斗中的英勇并非增强集体感的唯一途径。

赫勒敦的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效的。如果入侵阿富汗的西方侵略者熟悉赫勒敦理论，他们就会意识到与团结一致的塔利班战士交战必败无疑。

但是，在和平年代和相对现代的社会中，人们住在固定的社区，荀子提出的增强集体凝聚力和社会和谐的建议或许更为适用。我们需要推动包容性的仪式活动，并配以优美的音乐，同时倡导向优秀的老师学习，让人们感受到团结一心的氛围。

在演讲中，我提出荀子的观点可与赫勒敦的见解相辅相成：拥有强大集体意识的社会，需要对抗颓废、过度个人主义及粗鄙物质主义的社会，以巩固其社群纽带。

或许，当今的儒家、伊斯兰以及儒家伊斯兰信徒——所有这些重视社群生活方式的人——能够达成共识，即：（1）推广荀子式的礼乐，以和谐的方式将公民联系在一起；（2）对抗美式资本主义所推崇的极端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确保伊本·赫勒敦所言的强大集体意识得以存续，并繁荣发展。

观察者网：您这次在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也有交流。我们知道，安瓦尔总理一直非常重视儒家-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他去年在与观察者网董事长李世默对话时就提到，“马来西亚的经验很重要，我们积极推动对话，不只是伊斯兰教和西方的对话，还有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的对话。”从和安瓦尔的交流中，您了解到他对于儒家-伊斯兰文明对话，有哪些具体的看法和设想？

贝淡宁：安瓦尔总理和李世默先生的对话我也看过，他们讲的很深入。他是一位才华横溢、鼓舞人心的政治领袖，在我演讲后，我很荣幸地与安瓦尔总理共进晚餐，他对赫勒敦的思想表现出专业的知识。

在4月15日的演讲中，他也强调了伊斯兰与儒家社群间建立联系与桥梁的重要性。他所指的“他者”，实为马来西亚境内那些宣扬排他性与教条主义的极端分子。易卜拉欣总理大力倡导包容、宽容的对话，促进相互学习。

安瓦尔还曾为奥斯曼·巴卡和郑玉奶主编的《伊斯兰与儒学：文明对话》作序，这本著作详细比较了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展示了其在促进和平共处和共同进步方面的宝贵价值。

贝淡宁教授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共同参加关于文明对话活动。作者供图

观察者网：马来西亚作为多元文化国家，历史上深受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明的双重影响。您长期研究儒家文明，能不能请您谈谈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今天马来西亚学界和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这两种文明在马来西亚的历史长河中交融共生，又是如何塑造了马来西亚独特的国家文化风貌的？

贝淡宁：我对马来西亚历史和文化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这个问题没法给出专业回答。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思想对马来西亚的华人群体影响很大，而伊斯兰教义则深深影响了马来人。

领导层似乎希望推动不同群体间的相互理解，以促进和平共处。值得一提的是，大约有1%的马来西亚华人也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可以成为促进更深层次交流和相互学习的桥梁，就像我跟孔新峰老师（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孔子嫡系后裔七十六代孙）去曲阜的时候，遇到的那些既认同儒家思想、又努力提升教育水平的穆斯林一样。当然，开明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也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面临西方霸权衰落与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国际格局，西方那一套文明话语也越来越缺乏说服力。您认为在此背景下，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明应该如何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如经济不平等、文化冲突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马两国如何共同推动儒家-伊斯兰文明对话机制，从不同于西方文明话语的角度，为全球治理提供“亚洲智慧”？

贝淡宁：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都认同，美好生活在于滋养社群内外和谐、富有同情心的纽带，而不是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私的生活方式。因此，双方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那些鼓吹暴力、侵略以及强者肆意欺凌贫弱者等过度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

历史上，丝绸之路曾是儒家和伊斯兰两大文明交流的桥梁。今天，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在经贸、基建等领域的合作已十分紧密，而文明对话能进一步促进教育、艺术、科技等领域的互动。

此外，面对贫困、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双方可从文明智慧中提炼解决方案，如儒家“天人合一”与伊斯兰生态观均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可共同倡导可持续发展。

曲阜孔子像

观察者网：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打破西方长期的文明叙事垄断，这对促进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明的交流有何重要意义？您认为在推动两种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原则，才能确保对话的深入和有效？

贝淡宁：长期以来，西方凭借话语霸权，将自身文明标榜为“普世价值”，并刻意渲染不同文明间的对立，导致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国际舆论中常被曲解甚至污名化。西方媒体长期将伊斯兰文明与极端主义挂钩，同时将儒家文化歪曲为“威权象征”。而文明的对话必须摒弃“教师爷”心态，承认各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平等尊重，反对文明优越论。

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客观看待不同文明，使伊斯兰世界的温和传统、儒家文化的和谐理念得以真实展现，减少误解与偏见，为儒家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只有坚持平等互鉴、务实合作，才能打破西方设定的“文明冲突”陷阱，真正实现“美美与共”。这一进程不仅将丰富人类文明图谱，更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文化根基。

伊斯兰教与儒学都主张：美好生活的真谛在于滋养社群内部及社群之间的和谐仁爱纽带，而非推崇极端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的生活方式。儒家与伊斯兰能够且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那些鼓吹暴力、侵略与极端个人主义生活方式的势力，而在这些势力主导的社会中，强者往往肆意欺凌贫弱无助之人。

儒家文化圈与伊斯兰世界在家庭伦理、集体意识等方面有共通点。通过对话，双方可形成对“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的共识，抵御西方文化殖民，深化“亚洲价值”共识，增强文明自信，探索自主发展道路。

观察者网：中国和马来西亚都有丰富的伊斯兰教育与儒家文化研究传统。两国能否通过学术交流、联合研究或课程共建，进一步加强在伊斯兰与儒家文化交流领域的合作？此外，在民间交流方面，如何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直接对话，比如通过文化节、学术论坛、青年交流项目等形式，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对于未来儒家-伊斯兰文明对话的愿景，您有何展望？

贝淡宁：我们需要更多的学术交流来明确彼此的价值观，比如我们有哪些共同点，哪些不同点，哪些能促进相互进步，哪些是我们为了生存和繁荣需要与之抗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触及心灵的仪式和活动，让人民感受到团结的力量。例如，在槟城，不同社区经常共同庆祝彼此的节日，这种情感纽带十分珍贵。

在伊儒对话中，我与马来西亚团结部长探讨了这些问题，他们的部门推动了许多有价值的对话和活动，以加强不同社区的联系。这些想法可以推广到马来西亚和中国，甚至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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